長征“探路人”——羅兆吉的故事
文章來源: 發(fā)布時間：2023-02-22
羅兆吉（1906-1995），石城縣琴江鎮(zhèn)大畬村燕珠坑人，1933年參加紅軍，同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開始后，羅兆吉擔任紅一軍司令部偵察連一排一班班長，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，他總是手提石灰印，走在隊伍的最前面，邊走邊在路上蓋下箭頭印子，便于后面的部隊跟進，堪稱是長征“探路人”。
1938年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(yè)后，羅兆吉被分配到冀東抗日前線任連長，屢建戰(zhàn)功。1945年侵華日軍投降，羅兆吉在赴東北押送投降的日軍時負重傷。解放戰(zhàn)爭打響后，司令員劉伯承看到羅兆吉傷勢依然嚴重，便不再讓他上前線，將其安排在河北省邯鄲市療養(yǎng)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作為為建立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、為革命事業(yè)身負三次重傷、十幾次輕傷的革命功臣，組織安排羅兆吉到邯鄲市地方工作。但是面對坐機關(guān)、當書記、當廠長、當校長的抉擇時，羅兆吉深知自己文化尚淺，為避免自己“占著茅坑”而影響黨的工作，他選擇了自己最拿手的功夫——回家種田。
“解放了，國家建設(shè)需要糧食，那就回老家種田吧！”羅兆吉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國家分配的工作，準備自力更生減輕國家負擔。
羅兆吉的妻子王秀蘭是邯鄲人，她不明白羅兆吉為什么一定要回老家種田，羅兆吉解釋道，“在邯鄲是種不成田的，組織和群眾都把我看成功臣，又領(lǐng)優(yōu)待、又送慰勞品。”
王秀蘭雖不理解，但拗不過羅兆吉的性子，只能和丈夫一同回農(nóng)村老家。在老家，條件非常艱苦，王秀蘭跟著羅兆吉吃青菜煮飯、蘿卜辣椒，身體日漸消瘦、滿臉黃色，加上生活不習慣、語言不通，思念故地、牽掛親人，1953年元月，王秀蘭向丈夫提出了回邯鄲探親要求。
送別的時候，一個瞞著丈夫的永久分離的念頭讓王秀蘭淚流滿面，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。作為紅軍隊伍中的老偵察員，羅兆吉察覺到了妻子的異樣，一顆心懸了起來。
果然沒多久，妻子就寫信勸羅兆吉一同回邯鄲：“在邯鄲，一切生活費用都可以由政府供給，逢年過節(jié)各級政府前來慰問，光一個中秋節(jié)送的月餅就有十來斤，憑殘廢證還可以領(lǐng)肉、領(lǐng)魚、領(lǐng)大米白面...... ”
羅兆吉給妻子回信說：“我能自食其力，為什么要向政府伸手呢？幾億農(nóng)民過的都是這種生活，他們又能向誰伸手呢，難道參加革命就是為了這個，那些犧牲的戰(zhàn)友，又如何伸手呢？我們有兩只手，能勞動，日子一定會好起來，你回來好了......”
但是，羅兆吉沒有等來妻子，等來的卻是離婚判決書。羅兆吉沒有妥協(xié)，既沒有回邯鄲，也沒有在老家找組織亮明自己的身份。就以普通農(nóng)民的身份，在社會主義建設(shè)中，與燕珠坑的老表一道耕耘、收獲，先后當過互助組長、生產(chǎn)隊長、農(nóng)技員、監(jiān)察員、夜校老師......村民不明白，正正經(jīng)經(jīng)的官他不做，怎么偏要干這些“九品以下的品外官”？他都回答得明明白白：“這個，我干得了。”的確，他干得了，而且干得認真、忘我。
羅兆吉一直深藏功名，直到縣民政局調(diào)查時才知道了他的身份。政府給他撥糧撥款修房子，撥了300元，但羅兆吉只領(lǐng)了200元，他說：“不要這么多，不足部分，我上山燒炭來補足”。羅兆吉一直住在那百年土屋里，過著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
幾十年如一日，羅兆吉寧可放棄政府給的“官”，也不要本可以獲得的“供給”，堅持以身許國，深藏功名，甘當農(nóng)民，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獻給了革命和建設(shè)事業(yè)，這樣的境界何其高遠。
在新的長征路上，仿佛羅兆吉又手提石灰印，走在我們前面探路！
